在我国古代法制中，蕴含丰富的生态法制传统——

汲取营养 择善而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我们的先人很早就开始探索怎样约束人类自身这个重大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在我国古代法制中，就有丰富的关涉生态法制的传统。

法律渊源：以令礼律保护生态环境

　　人类在原始时期，生产力低下，常竭泽而渔，焚林而猎，饥而求食，饱而弃余，不知禁发，不懂节用。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逐渐形成了节用存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观念。黄帝时就引导子民“时播百谷草木”“节用水火材物”。这种以观天象，预报天气，安排生产的探索和尝试，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理念，而且常被升格为政令法规，规范社会。而这种政令法规最早源于命令，发展于礼，并逐步形成了以律、令、敕、例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法律体系。其中，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规范既有命令、礼制，也有律法、敕例等。

　　其一，以令树风气。令即敕令、诏令、诏书，就是君王给臣民的命令和告诫，在古代具有法律效力。夏商周时期就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命令。《逸周书·卷四·大聚解》记载的“禹禁”和《说苑·指武篇》记载的“伐崇令”，都是“以成草木之长”等保护生态环境的君王命令。从秦朝始，诏书成为皇帝发布命令、告诫臣民的专用文书，且具有强制约束力。汉唐宋时期，有很多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诏令。如汉文帝认为厚葬重服破业伤生，立诏提倡节俭，反对厚葬。唐玄宗曾下诏，禁止春天“弋猎采捕”。宋真宗曾多次下诏火田之禁，合顺时令，“禁采捕山鹧”，并要求臣子广泛宣传保护环境诏令。明清时期的诏书对山林草木的保护较为详细，明宣帝曾下诏要求巡查北京城隍庙，发现伐林木及放牲畜者，张榜禁止，并予以处罚。

　　其二，以礼记农事。我国古代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早期多以“礼”规范。这个“礼”即西周时期调整贵族内部、平民之间关系的法，是规范个人、家庭、社会的行为准则，也是协调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规范。“礼”中蕴含丰富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如《礼记·月令》明确每月农事和环保禁令，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杀孩虫、胎、夭、飞鸟”等。

　　其三，以律定刑罚。从秦开始，随着律典的完备，保护生态环境的规范也实现了从礼到律的转变。《秦律·田律》明确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汉·二年律令》规定：春夏时，“毋毒鱼。”《唐律疏议·杂律》则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规定了具体的刑罚，如“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宋承唐制，《宋刑统》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基本沿袭唐律。明清重刑，对毁坏林木的行为处罚更重，《大明律》规定：“延烧林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机构设置：以虞衡官主管山泽草木

　　在我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中，除了有礼律法令外，还设置了虞、衡等专门官职和机构。虞官最早可追溯到舜帝时，相传舜帝任命伯益与朱虎、熊罴共同担任虞官，主管山泽草木，驯化鸟兽虫鱼。虞衡职责，历代虽有差异，但总体而言相近。概言之，即度知山、泽大小及其物产，保护山林诸物之平衡。

　　先秦时期，对虞衡职责的规定较为详细。《周礼》将虞衡细分为山虞、林衡、泽虞、川衡。其中，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林衡隶属于山虞，无法令制定权，具体执行山虞制定的法令，掌巡林麓之禁令；泽虞，掌国泽之政令；川衡同林衡类似，无法令制定权，隶属于泽虞，执行泽虞制定的法令，掌巡川泽之禁令。秦汉时期，两朝官制基本相同，掌管山林泽湖的机构和官职也基本相同，主要由少府掌管山林泽湖，下设苑官、林官、湖官、陂官等。汉武帝时，改由水衡都尉掌管生态环境保护。唐宋时期，虞衡职责有所扩大。除山林川泽的管理保护职责，还兼管京师街道绿化，采捕渔猎等职责。如《旧唐书》所载，虞部“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都涉及节约资源和生态保护范畴。明清时期，在工部下设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屯田清吏司掌生态环境保护之职责。

保护内容：以天地万物为保护对象

　　在我国古代生态环境立法中，保护对象主要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土、山林泽湖、鸟兽虫鱼等天地万物。

　　一是保护水资源。先秦时期，《说苑·指武篇》中的“伐崇令”就有“毋填井”之规定。秦汉时期，《秦律·田律》有“春二月，毋雍（壅）堤水”之禁令。《汉书·儿宽传》有“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之记载。隋唐时期，对决堤防者予以重罚，《唐律疏议》规定，“其故决堤防者，徒三年”。唐朝还制定了《水部式》，对水资源的利用、分配、节水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宋元时期重视兴修水利，并“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瓴农田水利”。明清时期，成立都水清吏司“典川泽”之事。

　　二是保护土地资源。我国有着千年的农垦历史，为促进农业生产，各朝代大都实行重农政策，出台了一系列开发利用、保护改良土地的法令。先秦时期，商朝采用爰田制，变荒为田。周朝推行“土化之法”，设置“草人”一职，颁行禁穿田地禁令。秦汉时期，实施戍边屯田政策，鼓励垦荒，“务尽地力”。隋唐宋时期，为巩固边防，鼓励边境屯垦。如宋朝命令各地将帅“悉领营田使”。元明清时期，为保证农业生产，下令垦荒，发展到“无不可屯之地矣”，禁止“取民地以光庙宇”，“试行招垦”促使开荒范围从荒地扩展到滩涂、芦苇洲地。

　　三是保护生物资源。先秦时期，有《逸周书·卷四·大聚解》记载的“禹禁”，《礼记·月令》《吕氏春秋·上农》《淮南子·主术训》等记载的月季农事，“四时之禁”，都是保护生物资源的体现。从秦开始，则以刑律保护生物资源。《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毒鱼鳖”。《汉律·贼律》明确“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唐律疏议·贼盗律》规定：“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宋承唐制，对生物资源的保护也基本沿用《唐律疏议》。明清时期，除禁止延烧山林、禁捕鸟兽虫鱼的刑罚规定外，还明确禁止敬献珍禽异兽。如《清史稿·本纪》载，顺治要求免进珠、貂，康熙要求免贡鹰等。

　　四是保护矿产资源。我国很早就有开采矿产资源的历史，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矿产资源多采取严格管理的态度。《管子·地数》载：对于矿山，“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就保护措施而言，主要是征税和禁止违规开采。早在西周时就设有丱（矿）人一职，掌金玉、锡、石等矿产及其税务。西汉时在各郡设盐铁官署，禁止私人生产。对于私产者，则处以“钦左趾，没入其器物”之刑罚。唐朝时，对于铜、铅、锡完全由政府开采，对铁矿等其他矿产则采取放任态度，任百姓私采。北宋时，实行官榷法，禁止矿产民间交易。

　　五是保护城市环境。首先，注重城市绿化。周代要求庶民种树，“不树者，无椁。”汉朝，为实现驰道于天下，要求：“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其次，禁止污水、垃圾倾倒。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弃灰于道者，断其手。”《唐律疏议》规定“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再次，禁止乱搭乱建。唐朝明确禁止在京洛两都，“穿掘为烧造砖瓦”“于街巷穿坑取土。”明朝则对于“侵占道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并要求恢复原状。

　　中华历史传统文化中，既有丰富的生态智慧，也有丰富的法制传统。新时代，在推进中国式生态文明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挖掘和传承中华历史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法治精华，更要在借鉴古人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法制传统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