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天理强调审案是非分明，国法强调审理案件的客观性、执法的公平性，人情旨在要求司法官员还原案情，权衡考量，灵活断案。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并不容易，达致天理、国法、人情之平衡，要求司法官员必须具有一定的司法技艺与智慧。
□宋代司法官员多从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平衡的角度入手，在依法判决的基础上灵活断案；在超越法条时，遵循一定的程序，且不违背法条背后的立法原意，这为现代司法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宋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既坚守依法断案的原则，又注重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间的平衡。天理强调审案是非分明，国法追求司法的客观公正，人情要求司法者酌情以断。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需要司法官员在释法说理的过程中“酌以人情，参以法意”，在灵活断案的基础上遵循法条背后的立法原意，从而得到“至为公允”的结果。检察办案必须将天理、国法、人情融为一体，而宋代司法智慧则为如何达到这种要求提供了借鉴。
天理之下，援情入法：天理、国法、人情的内涵与三者之间的关系
何谓天理、国法、人情。从普遍意义上讲，天理有三种解释：一是指自然法则，“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二是指封建伦理，南宋朱熹提出“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三是指道义良心。而在司法领域，天理主要有两种解释，即是非观念与人伦观念。
宋代司法官员真德秀曾在《谕州县官僚》中明确提出，“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是非不可颠倒，每个人心中都应有最起码的是非观念，即便不懂法律，也能对事物的发展作出最基本的判断。人伦，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向来被宋代司法官员所重视。人伦可以理解为发自内心的、最原始的规矩。
国法多指国家的法律、法令。以是否编撰为法典为标准，可分为成文法与非成文法。我国成文法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郑国子产铸刑书。秦汉后，各朝成文法一般统称为“律”，如《秦律》《唐律疏议》等。除成文法外，没有编纂入法典或还没来得及编纂入法典的规范、敕令等，也在各个方面扮演着国法的角色。司法官员审案时，多是律与敕结合使用，律之稳定与敕之灵活相辅相成，共为国法。真德秀在《谕州县官僚》中提出，“轻重之不可逾者，国法也”。国法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须全体遵守施行，所以，国法必须是客观的、公正的。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就是违反国法，就会受到“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之禁”。
人情一词有多种解释：首先，人情可理解为人的感情；其次，人情可作人之常情；再次，人情可理解为人心；最后，人情还可理解为民间风俗。而在司法层面，人情多指情理，宋代司法官员经常提及的“酌以人情，参以法意”之人情，一般是指案件中的具体情况。这种具体情况通常包含当事人情非得已、值得理解、应当同情的事项与情节。需要注意的是，此人情非“私情”，“酌以人情”不是要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徇私枉法，而是要求对书证、证人证言、检验结论等格外重视，以求获得第一手资料，尽力还原案情原貌。
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古代，天理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它是国法的指导，是国法制定的依据，国法体现天理，维护天理。天理虽然至高无上，但作为抽象的原则，必须落实到具体生活中，才具有实际意义。天理落实到现实中，反映为民心、民情、民愿；反映到案件中，则是指值得被理解、同情的具体事项与情节。就此而言，天理即民心，民心即案情。在这个层面，天理与人情就有相通之处。国法作为客观公正的标准，自然不能与天理相悖，当然也就不能与民意、人情相逆。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再完善美好的法律，也未必能穷尽天下所有事项。当案情特殊复杂，没有法可依，或者仅以法条去判断，就会于情于理于社会上的认知不合，当事人不服，社会效果、判决效果极差时，法官就须据天、依法、酌情而断。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天理强调审案是非分明，国法强调审理案件的客观性、执法的公平性，人情旨在要求司法官员还原案情，权衡考量，灵活断案。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并不容易，达致天理、国法、人情之平衡，要求司法官员必须具有一定的司法技艺与智慧。
泥法不可言法：国法与天理、人情发生冲突时如何平衡
宋代司法官员将天理、国法、人情综合运用，在多元司法准据结构中适用法律，谋求公平正义的实现。当出现天理、人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司法官员运用司法技艺与智慧超越法条，灵活判案。需要注意的是，超越法条、灵活判案要建立在依法判决的基础上，否则百姓将不知如何安身立命，国家更无法度可言，所谓“公道”便会沦为一纸空谈。超越法条、灵活判案而又不违背依法判决的要求有两个条件。
不可泥守法条。依法判决不是要求司法官员拘泥于法，而是要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变通适用法律。“凡泥法而不明于理，不可以言法也。”此句中与“法”相对的“理”，通常指法律条文之上的道德原理、常情常理，也可以指法律解释、规范适用的方法、规则。也就是说，真正的依法判决不应该拘泥于法律条文，而应该“明于理”，既符合道德的常情常理，也符合法律解释、规范适用的方法、规则。如果一味泥守法条，会带来司法不公的严重后果。
比如，宋太宗端拱元年，四川广安军一平民安知逸死亡，其妻阿冯为继室，唯有一女已出嫁，其妾阿蒲生有一子安崇绪。依据宋代法律，安崇绪是安家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安知逸的继室阿冯对安家的财产有使用权与监护权，没有继承权。但阿冯却不满于此，企图霸占安家财产。安崇绪发现阿冯的意图，将其告上公堂，以其父安知逸与阿冯离异为理由，要求阿冯不得霸占家产。官府对此案进行审理，找不到安知逸与阿冯离异的证据。因此，判定安崇绪状告其继母的理由不成立。宋代法律不允许子女告发祖父母、父母，一旦告发，会被处以绞刑。地方官员与大理寺认为依照此等律条应将安崇绪处死。但宰相李等人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按照此等律条处理此案，会带来三种严重后果：第一，安崇绪生母阿蒲将无人奉养；第二，没有财产继承权的阿冯将霸占安家财产；第三，安家的唯一男性子嗣死亡，安家绝嗣。
由此可知，处理此案决不能机械地适用维护伦常的法律，否则会导致不合情理后果。从天理角度看，阿冯是安崇绪的继母，阿蒲是安崇绪的生母，阿冯如果霸占安家财产，阿蒲就会失去衣食供给。安崇绪为供养生母，状告继母，并没有违背人伦。从人情角度看，安崇绪是安家唯一的男嗣，处死安崇绪，安家就会绝嗣。相当于支持阿冯夺他人财产的恶行。因此，不能处死安崇绪。
当国法与天理、人情发生抵触时，如果法官泥守法律不顾情理，就会损害人伦，保护不该保护的利益，忽视不该忽视的人情。即便日后发现错判，也是悔之晚矣。
超越法条时要遵守法条背后的立法原意。宋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对于死守法条的行为有着批判性的反思，他们会在充分思考论证的前提下超越法条。可以将这种超越视为平衡天理、国法、人情的表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越是有限制条件的。从司法程序来看，古代司法官员处断案件如果遇到天理、人情与国法发生冲突的情况，应当层层上报，最终由皇帝裁决。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处理较为困难、关系较为复杂的重大案件而言的。从法条本身来看，要做到在依法判决的基础上灵活断案，还要求司法官员在超越法条时，不能违背法条背后的立法原意。
比如，莆田杨氏参与谋杀其儿媳之父，恰逢朝廷庆典，服刑未满就被释放。之后，杨氏又讼其儿子儿媳不孝，军判官姚认为杨氏儿媳仍为杨家之妇，应与杨氏儿子连坐。通判陈振孙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杨氏杀害其儿媳之父，两家伦理之义已断绝，杨氏的儿子儿媳属于义绝，即使杨氏儿子儿媳真的不孝，其儿媳也不该被连坐。
在《唐律疏议》与《宋刑统》中，不孝罪均在“十恶”之列，处罚极其严厉，家属要连坐。在该案中，姚认为杨氏儿媳仍然是杨家之妇，理应与杨氏之子连坐。若如此，杨氏儿媳之父被杨氏杀害，其自身又因不孝罪被连坐，是非颠倒，极其不公。可见，该案的审理决不能拘泥于不孝罪之法条。在此情况下，陈振孙超越法条，变通适用法律，使案件得到合情合理解决。他认为，父子为血亲，夫妻为姻亲，联结夫妻关系的，不是血缘，而是恩义。丈夫休妻可以还合，夫妻义绝却不可再续夫妻关系。夫妻辱骂殴打对方的父母，已是义绝，更何况杨氏杀其儿媳之父，属于“义绝之尤大者”。该案的核心问题就是两家的伦理关系已完全断裂。在伦理已不存在的情况下选择与伦理相关的法条是毫无意义的。
陈振孙虽超越法条，但从义绝的角度出发，否定姚泥守不孝罪法条的行为，同样是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可见，在不违背立法原意的基础上，对法律规范进行必要反省，变通适用法律，可以说是依法判决的典型示范。
古今相通：司法办案中平衡天理、国法、人情
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释法说理的要旨古今相通。只有将法解释清楚，才能使法律成为保护人民的利剑；只有将理讲明白，才能使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使当事人家属不至于因案件而陷入生活的困境。宋代司法官员多从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平衡的角度入手，在依法判决的基础上灵活断案；在超越法条时，遵循一定的程序，且不违背法条背后的立法原意，这为现代司法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检察办案决不能只守住形式“不违法”底线，必须将天理、国法、人情融为一体，情同此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真正、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近年来，检察机关针对一些争议较大的涉正当防卫案件提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等司法新理念，正确判定正当防卫行为，便是在正当防卫适用中平衡天理、国法、人情的重要体现。在涉正当防卫案件中，防卫人保护自己的财产与人身安全不受侵害、救助处在危险中的亲人，此为天理；按照正当防卫的基本构成要件，判断防卫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此为国法；综合考虑案情，照顾到因案件的发生而陷入生活困顿的当事人及其家属，此为人情。司法工作人员处理涉正当防卫案件时，在遵循法内之理的前提下，应避免因机械适用法律造成司法不公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