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3月11日一早，一封刚“出炉”的信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旁听审议“两高”工作报告的检察人员带到会场，放置于代表桌上。

　　图②：3月1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西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会议间隙，最高检列席旁听工作人员将代表建议回信送到全国人大代表温善连手中。

　　图③：最高检工作人员集中梳理、研究、反馈代表审议意见。 本报全媒体记者程丁 钟心宇 张哲摄

　　3月11日凌晨1时，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南院多功能厅。

　　窗外夜色如墨，万籁俱寂。室内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气氛“火热”得仿若另一个世界。几张长桌拼成的工作区里，工作人员按省份分坐成几个小组，桌上摊满记录本、笔记本电脑和一摞摞刚打印出来的文稿。

　　8个小时后，一封封盖有鲜红印章的信函，被送到了准备继续审议“两高”工作报告的代表们的案头。

　　回信时间 代表发言次日

　　不超过24小时的回信传递满满的诚意

　　11日上午8点50分，当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李英走进会场，准备参加贵州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她第一眼便看到了桌上的那封信。

　　“您在3月10日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提出了‘深化重罪源头治理’‘加大对基层智慧检察的政策与技术支持’等宝贵意见。”

　　李英代表将信看了两遍。就在昨天下午，她坐在同一个会议室里，结合自己在基层的调研，提出了这两条建议。

　　让她意外的是——仅仅过了半天，一份带着落实举措和下一步计划的纸质答复，就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这份纸质答复，拿在手里是‘热乎乎’的，放在心里是‘沉甸甸’的。”她轻轻摩挲着信纸，“昨天下午提，今天早上9时到——有速度，更有态度；有回应，更有诚意。”

　　在李英代表看来，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快”，更是一种沉甸甸的“真”：“这是我作为一名基层代表，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说的话，国家听进去了；我们基层的事，最高检放在了心上。”

　　这份“态度”和“诚意”，是由数个“凌晨1时”写就的。

　　时间倒回3月10日下午，李英代表发言时，会场一侧，旁听的检察人员凝神倾听，笔尖在记录本上飞速滑动。那份带着“热气”的记录，当天就被送回最高检机关。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回复工作悄然启动。工作人员迅速梳理建议、组织研究、拟定初稿。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这一点我觉得回复得还不够精准。”在小组讨论中，一位负责复核的办公厅工作人员停下笔，指着初稿对同事说，“代表提出的建议是在规范行政执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上加大力度，我们的落脚点应该具体到开展同堂培训这类实操层面……”

　　这样的“较真”，在每一个小组里都在上演。每一份回复都要经过数轮打磨：组内成员初步拟定，办公厅专人逐字复核，针对模糊表述反复核对。遇到拿不准的专业问题，集中专家“会诊”，力求答复精准。

　　就这样，一份份“精准定制”的回信，在通宵达旦的“火热”讨论中、在一轮轮打磨修改中，渐渐有了最初的模样。

　　“从提出意见到收到回复，时间虽短，但每一个回复都直指问题核心，非常务实。”李英代表告诉记者，这不是她第一年收到这样的信，但每一次看到仍能感到一种被尊重、被倾听的温暖，“这说明，最高检真的把代表的意见放在了心上，把群众的呼声当成了大事。”

　　回信时间 岁末年初

　　送给代表的“检察履职印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代表在今年年初，也收到了来自最高检的一封信。对于这封信，全国人大代表、四川文理学院副院长苟兴龙印象深刻。

　　最高检办公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封信，发出于2025年12月31日，但它承载的内容，却贯穿了整整一年。信上记录的，不只是最高检对代表建议的一次性答复，更是代表与检察机关全年互动的“履职印记”——既有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意见建议，也有在平时调研、座谈中对检察工作的真知灼见。

　　虽然这已不是苟兴龙代表第一次在开年收到最高检的来信，但收到这封信后，他还是立刻打开信仔细阅读。令他感到惊喜的是，去年他在审议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提出了“打击网络虚假宣传”“加强法治宣传”等多项建议。在这封回信中，他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每一条建议的“下落”：5月，最高检印发工作方案，聚焦网络信息内容乱象等，要求综合运用“四大检察”职能，依法打击各类造谣引流、舆情敲诈、刷单炒信等违法犯罪行为……

　　“建议不是‘提过就算’，而是真的被看见、被研究、被落实了。”苟兴龙代表说，这份回复让他感到，自己作为代表的声音，穿过了时间，落到了实处。

　　从这封回信谈起，苟兴龙代表又和记者聊起了他与检察工作结缘多年的双向奔赴故事——

　　几年前，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检察院举行12309检察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时，苟兴龙代表结识了时任该院检察官的唐建东。后来，他注意到很多人屡遭电信诈骗的情况，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位检察官，了解电信诈骗的最新态势及打击情况。

　　“我想了解下电信诈骗的情况，看看怎么从源头防诈。”接到电话后，唐建东向苟兴龙代表详细介绍了司法实践的情况，提出“两卡一证”遭滥用的现实问题，随后，两人决定联手对此进行深入调研。

　　2021年，一份凝聚着基层调研心血与法律专业视角的《关于严厉打击网络电信诈骗犯罪的建议》，经由苟兴龙代表提交到了全国人大。随后几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打击电信诈骗的强劲热潮，一系列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的举措相继落地。

　　“这些年，我每年都会和他一起研究问题、提出建议，我们关注的始终是民生关切。”苟兴龙代表说，令他感动的是，检察机关不仅听得进建议，更记得住承诺。从最初的一次咨询，到持续多年的并肩调研；从一份建议的提出，到全国性治理行动的铺开——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代表的履职足迹，正与检察机关的法治实践深深交织在一起。

　　回信时间 最高检工作报告前一天

　　电子回函送来代表建议写进最高检工作报告的“惊喜”

　　对于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街道岐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云英来说，今年的感动，是从一份电子回函开始的。

　　“3月8日晚上，我收到了最高检回函的电子版。点开的那一刻，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激动。”曾云英代表回忆说。这份激动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清晨。3月9日一早，在前往人民大会堂听取“两高”报告的大巴车上，车厢里的气氛格外热烈，很多代表都在兴奋地讨论着自己收到的回函，分享着各自的惊喜与感动——那一封封带着温度的回信，成了车厢里最热的话题。

　　曾云英代表的这份激动，源于一封承载着基层期盼与司法回应的特殊来信，这封信对她去年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的三项建议，给出了全面、细致且扎实的反馈——每一条建议都有回应，每一项诉求都有回响。

　　“去年参会时，我结合扎根基层的实际，把乡亲们最关心、最揪心的问题梳理汇总，最终提出三项建议，分别是‘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守护生态环境’。”曾云英代表向记者展示了回函内容，“信里明确告诉我，这三项建议全部被最高检采纳了，而且每一项建议都有具体的落实举措。更让我欣慰的是，这些举措都已经体现在了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中。”

　　抵达人民大会堂，步入会场，曾云英代表迫不及待地翻开最高检工作报告。“目光一行行搜寻——当找到自己提出的建议被吸纳的具体页数时，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了，也更加热了起来。”她笑着告诉记者，那几页报告，她反复看了好几遍。“随后的审议中，我听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专注。”

　　这份跨越一年的双向奔赴，始于去年春天的全国两会，更源于曾云英代表扎根基层的坚守与担当。

　　“这些建议，是我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提出的。”曾云英代表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她把基层群众最关心、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一点点梳理汇总，结合自己平日的观察与思考，最终形成了这三条建议。在审议最高检工作报告时，她作了翔实的发言，把来自基层的声音带到了会场上。

　　时隔一年，在收到电子回函和在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看到自己的建议变为实实在在的举措和成效时，曾云英代表心中涌起的更多是欣慰与感动。

　　“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把‘打算’变成了‘行动’。我看到，去年那几条建议，已经被实实在在地吸纳到工作中，体现在报告里，落实在行动上。当初写在纸上的回应，如今有了清晰的落点。这不是‘一复了之’，而是‘一办到底’。”曾云英代表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

　　三位代表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最高检坚持多年并不断完善的常态化做法。

　　“两会期间，代表们审议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提出的建议，最高检会第一时间记录、研究、答复，这是‘第一重回响’；到了年底，最高检将一年来代表建议的落实情况，形成‘履职印记’呈送给代表，这是‘第二重回响’；然后，最高检检察长作工作报告的前一天，又专门向代表致信，报告其建议成果体现在工作报告的哪部分、第几页，这是‘第三重回响’。‘三重回响’形成闭环，环环相扣，节节有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高检办公厅副主任刘诗映道出了回信背后的逻辑考量。

　　“这不仅仅是一封封信的往返，更是一个完整的民意闭环。”刘诗映说，“每一封信的背后，都是一次‘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生动实践，都是一次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检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从‘听进去’到‘落下去’，从‘纸面上’到‘心坎里’。”

　　从凌晨的会场，到清晨的案头；从春天的承诺，到岁末的回响。这，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检察实践中最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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